看刘醒龙如何逾越“刘醒龙”这一关卡,道出写作路途中的隐秘心情

发布时间:2019-12-09来源:文学报作者:

某种意义上,作家写文学回忆录,如刘醒龙所说“是一种坑”,是由“读者与出版社合谋挖掘,甚至包括作家本人心甘情愿一起挖掘的一种坑”。

挖掘这个坑,那些掺杂在文学作品的酝酿、创作、出版和评价过程中的各种人事,会百分之百因应熟人因素,变得复杂,棘手。但最难的还不是如此,而是如何用回忆的方式来书写自己,于刘醒龙而言,是“如何逾越‘刘醒龙’这道关卡,完成‘刘醒龙’五官与四肢模样,智力与情商指标“,是思索“刘醒龙所熟悉的‘刘醒龙’,与非刘醒龙们所熟悉的‘刘醒龙‘之间,是否存有大致认可的默契,是否能打造一道可以通达的路径”。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刘醒龙“把不会让刘醒龙脸红,也不会让刘醒龙痛苦,更不会让刘醒龙心虚,让刘醒龙自己信得过的‘刘醒龙’写出来了”。他深信,唯有对得住自己,才有可能考虑是否对得住外部世界。

最是不胜回忆

刘醒龙|文

一九九二年中篇小说《村支书》发表后,第一次在华师校园召开作品研讨会,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位每发表一部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都会欣喜若狂的青年,终于有一点著作等身的感觉,就被出版社追着赋予全面忆旧的资格,反而不知欣喜为何物。

当然,实话实说,我特别喜欢这本《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就像喜欢我们家前几年新添的那位让人爱到不行的小孙女。但我又特别不愿意接受唯老迈之人方写回忆录而带来的这种现实,就像当初在医院里自己手足无措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孙女,听着别人在旁边逗趣让小家伙叫爷爷,顿时出现无边无际的茫然。就像自己还没有做好当爷爷的心理准备那样,写文学回忆录之前,我压根没有想过会在现阶段就开始用自己的回忆,录下自己的文学人生。如此才会有出版社三番五次邀请,自己三番推辞,四次婉拒,最后答应时仍犹犹豫豫。书写出来,也印出来,自己的喜欢全是真心的,半点犹豫也没有了。不只是像出版社那位美丽的编辑所声称特别悦人的马卡龙蓝装帧,还有对自己能够越过回忆录这道心理关的认可与自我赞许。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刘醒龙/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一般人看来,当世之人,活得好好的,生命力正旺盛,特别是作家这行,明明还有更紧要的小说、诗歌等着去写,偏偏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地写上一本回忆录,完全是没事找事,没麻烦找麻烦,除了与自己过不去,实质上的好处几乎没有,还有可能一不小心露出破绽。情况的确如此,文学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成果总是像明珠那样光灿夺目,摆在那里不容置疑,科学家的劳动与收获也与文学不大相同,谁将哥德巴赫猜想解释清楚了,谁就是天下第一数学奇才。谁将经典物理与量子力学统一了,谁就是天下第一物理英雄。文学与文学家的诞生,不是作家自己说了算,不是编辑说了算,不是评论家说了算,不是读者说了算,不是官员说了算,如此等等,又都有生逢其时在一定范围里说了算的相对权力。

回忆日常人生比回忆文学人生更好处理。日常当中,对别人做了好事,人家就得遵循古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人家做了亏心事,就该负荆请罪,低头赔不是。文学人生中,见不到真正的坏事,最多只是不太妥当的事情,就连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妥当,每一回,每一件,都能够找出堂而皇之和大而化之的理由。文学人生中最不好处理的是一段文学人生与另一段文学人生的际遇,明明做了一定程度的“好事”,常常弄得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所以又可以说,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丛书,无论别人相信或者不相信,在我看来,本质上是给敢于应试的作家们,出了一道考验个人性情的试卷,表面上是文学考试,实际上是要动用文学背后的那些紧要元素。出自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这样的策划,注定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精彩一笔。

一如汪政所说:“文学的历史,过去都是由文学理论家书写的,作为写作者的作家,一般都是被动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理论荷尔蒙极度爆发,有了作家的主动参与,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理论家的这种超然判断,对应作家本人回忆录中的每一句大实话,足以相映成趣。

部分作品书影

看一个人幸运不幸运,不是看他有多么成功,而是看他有没有掉进坑里,万一掉进去的那个坑是深是浅,只是掉进浅坑里也是幸运。再有掉进坑里能够爬起来,再再有掉进坑里没有爬起来却也没有受伤,再再再有掉进坑里受了伤但只是皮肉伤,这样差别,那样差别,这种比较,那种比较,都可以认作是幸运。只有这样认知幸运,才让我从几岁时起就记得小学音乐老师背越式跳高的与众不高,才让我在大别山深处的山沟里遇上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才让自己所谓成名作《凤凰琴》的编辑在黄州汽车站外第一次开口打听就遇上一位熟悉我的人,才让我在飞行遇险后突然明白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与长篇小说的共生共长,才让我在平生唯一一次酩酊大醉时还能听明白有兄长谈及什么是文学中的正面强攻,才让我在遭受电击和突遇空难后能够恍然大悟用更大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力。反过来,如果不对每一天的阳光雨露感到幸运,一心想着让天上掉馅饼,不定什么时候,头顶上就会掉下一颗炸弹。如果一心只想着要吃天鹅肉,不定什么时候就飞来一只钩嘴鹰。

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也是一种坑,是读者与出版社合谋挖掘,甚至包括作家本人心甘情愿一起挖掘的一种坑。作为文学回忆录的作者兼主人公,掉没掉进坑里,掉进去的是深坑还是浅坑,掉进深坑与浅坑中有没有受伤,在文学之中,在文学之外,我都是幸运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就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相互挣扎来说,这副对联的下半联,写得更直观。一般人都不会引用,我也就不引用了。仅仅上联也能表明,人世人事人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用回忆录的方式进行自我书写,或取舍,或抉择,有像天一样大的挣扎,也有像蜘蛛捕猎一样的困惑。我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一关,把不会让刘醒龙脸红,也不会让刘醒龙痛苦,更不会让刘醒龙心虚,让刘醒龙自己信得过的“刘醒龙”写出来了,唯有对得住自己,才有可能考虑是否对得住外部世界。

延伸阅读

以回忆让外界与自身相连

郑周明|文

如果说小说是作者写给自己生命的锦书,是对个人生命品质的判断和彰显,那么文学回忆录就是一个写作者漫长的精神成长史,让其他写作者和读者看到丰富的生命面向,甚至如沈从文自传那样因深沉温厚而被视为是“培养作家的学校”,如郁达夫自传那样看见一个时代典型的悲喜剧。被中外文学史研究者看重的文学回忆录,并非来自于它的客观成为直接的真实资料,相反,它的重要性同时存在于情感和理性之中,正如作家刘醒龙在新作《刘醒龙文学回忆录》里谈到的,一种文学是用尽可能符合人性的方法给消逝的时代留下本质的记忆,另一种文学则是用最大的主观呈现它的关注并企图影响大众的精神趋向。

文学回忆录在不同中外作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传统西方作家通常采取的回忆录模式是童年的故乡、青年的旅行、中年的反思、老年的信仰,而进入当代,作家普遍都会挑选重点呈现在文学回忆录中,《纽约客》曾评价说,如今的文学回忆录让作家意识到,可以人为地把某件事件某个转折点从随机中抽离出来,重塑它的意义,由此读者意识到原来写作这件事并非那么顺其自然。

对刘醒龙而言,回看自己的文学道路,也并不那么顺其自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山盟海誓之约”,但每一次约定背后都有无数的细节和坎坷,他说,写文学回忆录,“这种隔空相望,是与另一个自己相爱相杀,互为表里”。事实上,不仅是刘醒龙,历经当代社会四十年巨变的这代作家,多多少少都有着类似的感受,一部部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和关怀的作品记录了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也需要给予作家一个机会去讲述写作背后的故事。

在回忆录中,刘醒龙着重讲述了自己对写作和获奖的态度,对童年故乡在创作中的追溯,对文学批评的看法等等内容,整体叙述方式并不是线性时间的,而是类似于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性与理智,面对创作历程中的得失以及回应外界的评判。

面对作家对获奖的渴望,刘醒龙说“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面对写作的不易,他回忆起创作《圣天门口》时的孤独感和不断废弃重写的过程;面对现实主义问题,他说许多写作者总是急不可耐地想要与时俱进,却忘了应该将经典性作为写作的首选;面对一些涉及自己作品题材落伍的批评,他更坦言:“哪怕写最陈旧的事情,也会有明星朗月一样的文学元素,闪烁在黑暗之上”,作家更重要的是悟出并实践“正面强攻”的精神。

(编辑: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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